自军委办事组成员悉数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之后，江青便频频寻找机会对军委办事组制造纷扰，此举致使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逐渐呈现出分裂之势。
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，明显可见两派势力对峙，一派由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领衔；而另一派则由黄永胜、我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人物组成。
自黄永胜晋升为总参谋长后，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日益尖锐，对立情绪愈发凸显。江青企图借助黄永胜之手夺取军权，然而黄永胜对此却置若罔闻。在他看来，军委办事组只需对毛主席、林彪、周恩来三位领导人负责，而无需向中央文革委员会汇报。
江青因而认定黄永胜对她缺乏应有的尊重，并对总参谋长人选表示不满。而黄永胜则对江青未能遵循毛主席的教诲，不按毛主席的指示行事提出批评。因双方在认知与立场上的分歧，到了五月，矛盾终于爆发。
在“文革”时期，曾有一项规定：若军委办事组需调动排级以上兵力执行任务，必须得到毛主席、林彪、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批准。为此，报告上需列出一长串姓名，待所有相关人员审阅完毕并签字确认后，方可启动兵力调动程序。
1968年五月，毛主席在审阅一份报告时批示道：“此类报告，仅需注明三人即可。”（毛主席、林彪、周恩来）仅需填写姓名即可。若罗列众多姓名，不仅会使行动变得迟缓，还极易导致泄密的风险。
在毛主席的批示指引下，黄永胜与我们一起果断采取了行动。然而，此举导致我们无法获取部队调动情况的报告，江青对此显得极为不满。
那日夜晚，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猛然爆发，大声斥责道：“黄永胜、吴法宪，你们眼中无中央，无视组织纪律，擅自设立独立王国，封锁信息。”她进而提议，应剥夺黄永胜及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，并要求我们反省思想，撰写检讨书。会议结束后，周总理、康生、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谈了我们二人，责令我们反省错误，并暂时中止工作。
自抵达此地，我们便向林彪进行了工作汇报。林彪明确指出，关于部队调动事宜的汇报，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行事，我们无权擅自更改，更不宜撰写检讨。黄永胜亦认同，在此事件上，我们并无过失，无需提交检讨。由此，双方陷入长达半月的僵局。由于我们坚持不写检讨，他们便禁止我们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议，让我们被迫“靠边站”了长达半个多月。
恰逢其时，中央已作出安排，指定黄永胜担任我国党政代表团团长，率团赴阿尔巴尼亚进行访问。然而，访问日期临近，黄永胜却执意拒绝进行自我批评，江青因此坚决阻止了黄永胜的出国之行。
面对时间的紧迫性，加之外交部早已将代表团成员名单告知阿方，更无暇进行临时更换，周总理无奈之下只得向毛主席汇报此事。毛主席明确指出：“江青的做法不妥，黄永胜应负责出访阿尔巴尼亚。军委办事组并无过失，应继续正常运作。黄永胜、吴法宪作为碰头会成员，应继续参与会议。”周总理将毛主席的指示转达给江青，面对无奈，江青只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行事。
此事并未告终。在黄永胜启程访问的前一日晚间，周恩来总理下令陈伯达前往机场，负责为他送行并迎接归来。然而，黄永胜启程时，陈伯达并未如约出席送行；而他归国时，陈伯达依旧缺席迎接。为此，周恩来总理追问陈伯达未出席的原因。陈伯达回应道，是江青阻止他参与，因此他不敢擅自前往。
黄永胜归国次日，毛主席即在人民大会堂的“一一八”厅主持了一场会议。在江青尚未抵达会场之际，毛主席向我们开诚布公地指出：“你们畏惧江青，不敢正面交锋，这并非你们的过错，而是她的失误。我素来对她的主张采取有选择采纳的态度，若其正确，便予以支持；若其谬误，则予以批评。今后，你们切勿盲目听从她的指示，若她行差踏错，你们应当勇于抵抗，敢于斗争，勇于提出批评。”
随着我与江青等人之间矛盾的不断升级，周总理为了调和江青与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纷争，可谓是煞费苦心。某日夜晚，周总理将黄永胜、我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召集至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居所，召开了一场会议。在会议开始前，周总理向我们阐明，此次会议旨在与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、姚文元共同召开一个旨在增进团结的会议，以消除彼此间的误会，缓解紧张气氛。他特别叮嘱我们，无论江青发表何种言论，都应保持沉默，切勿开口回应。
抵达江青的住处时，周总理指示我们在楼下稍作等待。片刻后，江青步出住所，周总理立刻上前搀扶，帮助她缓步下楼。当我们见面时，江青边走边斥责道：“你们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，身穿绿军装，头顶红五星，胸前挂着红领章，这一切都是我辛苦为你们争取的。你们竟敢无视中央、无视组织纪律，难道不觉得羞耻吗？”
江青性情暴躁，一旦发作，便连骂数小时，言辞犀利，姚文元亦随声附和。鉴于周总理的教诲，我们为求团结，始终默默忍受她的斥责，未发一言，只能强忍怒火，心中不禁啼笑皆非。直至当晚十一点，会议方才结束。
过了三、四个小时，大概是次日的凌晨三点左右，我们都躺下休息了，突然又接到周总理的电话通知，要我们立即到钓鱼台十六号楼开会。我们到达十六号楼时，周总理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。他一个一个地嘱咐我们说：“我已经把刚才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，毛主席责备江青太放肆了，要她立即向我们作检讨。”之后，他又特别向我们强调说：“江青检讨，你们就不要说什么了，不要再反驳他，听她讲就是了，她说完就散会。”
当时，我们众人均安好，唯独黄永胜因服用了安眠药，意识模糊，言语亦不甚清晰。他是在警卫员的搀扶下，闭目走进会场，最终坐在了周恩来总理的身旁。
会议拉开序幕，江青坦诚道：“近日来，我身体欠佳，时常发热，言语混乱，神智模糊，对此，我错怪了军委办事组的同仁，在此，我特地向军委办事组和黄永胜同志致以诚挚的歉意。还请各位海涵，今后我们定当加强团结，齐心协力，共同推进工作。”
“江青同志的训斥他人，随口谩骂，侮辱同志，这种行为实乃最为不当。”
“江青曾言，她的计划分为两步，第一步是铲除杨成武，第二步则是将你吴法宪从其位上拉下。”
随后，在1968年5月，发生了一件颇具意味的事件。黄永胜的秘书名为李**，此君曾担任温玉成的秘书。他心思缜密，日常言谈中，他总会暗中留意我们的只言片语。每当听闻有关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人的议论，他便一一记下，并加以整理，撰写成一份名为“小报告”的文档，指控黄永胜、吴法宪等人组成了一个“反对江青同志的小集团”。这份“小报告”辗转流传，最终落入了林彪手中。林彪阅后，又将它转交给了黄永胜。
黄永胜审视完这份所谓的“小报告”，怒火中烧，遂与我商议对策，最终决定对李**采取行动。我负责派遣飞机，将李**秘密送往广州，实施软禁。
在前往广州的航班上，李**悄无声息地将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藏于座椅下方，扉页上留下了数行字迹，揭露了黄永胜、吴法宪等人的反革命行径，并恳请拾得者将此语录本转交给江青同志，期盼她能伸出援手。航班抵达广州后，机组人员在打扫卫生时发现了这本语录本，随即将其带回北京，并迅速交给了空三十四师师长胡萍。胡萍随后将语录本转交给了我，我则立即转交给了黄永胜。
历经两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中央文革小组的阵容已缩减至陈伯达、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和姚文元五人。然而，在这五位成员中，陈伯达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江青等人的目光未曾向他投去认可，视他为不问世事的学者，认定他无法成就大事，对他常以冷嘲热讽，言语中带有讽刺之意。
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，江青屡次煽动对陈伯达的批判，并鼓动我们数人一同参与其中。然而，林彪却认为陈伯达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，诸多中央的重要文件，均出自他的笔下。鉴于林彪不认同对陈伯达的无端指责，我们便在江青等人批判陈伯达的会议上一致保持沉默。由此，陈伯达与我们之间的互动逐渐频繁。
1968年10月13日，党的“八届十二中全会”在北京举行。在“全会”开幕式上，周恩来首先宣布了全会的议事日程，一共三项：一、讨论和决定“九大”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及办法；二、讨论《中国共产党章程（草案）》；三、进行专案审查，特别是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工作。
毛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言。
此次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开展，对于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地位、遏制资本主义的回潮，以及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实属必要之举，其到来恰逢其时。
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必要性，我们应如何权衡其正面成果与潜在错误？是应彻底执行，还是适当调整？请大家共同讨论。
往昔，我们曾南征北战，那时的战争相对容易应对，因为面对的敌人一目了然。然而，此次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形势则复杂得多。问题在于，那些犯了思想错误的同志与敌我矛盾的人交织在一起，一时间难以分辨，唯有逐省逐一解决。
这场“文化大革命”必须贯彻始终。所谓贯彻始终，即全面完成大批判、整顿阶级队伍、精简机构、改革不合理制度等各项工作。预计完成这些任务需时三年。换言之，预计明年夏季即可基本完成。
“‘文化大革命’所取得的成就堪称空前，而其所承受的损失则微乎其微。”
林彪在发言中亦对世界文明史上的数次文化革命运动进行了论述。他指出，首当其冲的是古希腊与罗马时期所催生的古典文化，其深远影响绵延至今，对人类文明产生了千年的推动。继之而来的是十四、十五世纪在意大利蓬勃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，这一运动孕育了资产阶级文明，引领欧洲步入了辉煌的繁荣期。然而，毛主席亲自发起并领导的这场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其历史意义之重大，远胜于古希腊、罗马文明的诞生，乃至欧洲文艺复兴的辉煌时刻。
会议审议了刘少奇专案组提交的《关于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的罪行审查报告》。此外，依照康生等人的建议，会议特别安排了数日，对“二月逆流”进行了再次批判。
最后，“八届十二中全会”通过了《关于“九大”代表产生的意见》、《关于“九大”主要议程的决定》、《关于<中国共产党章程(草案)>的决定》、《关于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》，并一致通过了《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》。
自“全会”落幕，江青仍企图以“美国特务”的罪名将王光美判处极刑。然而，毛主席明确表示：“即便王光美真的是特务，也应保留其生前的证据。在延安时期，我对处决王实味就持反对态度。务必刀下留人。”随后，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，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，江青这才被迫放弃了对王光美的死刑计划，使得王光美得以幸免于难。
10月31日，党的“全会”圆满落下帷幕。在闭幕式上，毛主席再度发表讲话。他言道：
部分同志对于“二月逆流”事件尚不甚明了，但经过十余日的深入探讨，情况已逐渐明朗。在本次会议中，首先由曾犯错误的同志坦陈其失误，随后众人便就相关问题展开询问，并要求其进一步解释。如此循环往复，经过数轮讨论，大家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已有较为清晰的认知。
此事宜细论，实则非同小可，实乃大事一桩。若言其极为显赫，却也未见得有何过人之处。众人对之有所建言，几人聚首一堂，均为政治局委员，其中不乏副总理、军委副主席之尊。依我看，这恰是党内生活之常态。他们公开发声，并非私下议论。
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各类思想派别错综复杂，若全员归属左派，我则不以为然。“九大”时期，对于那些未能参与“二月逆流”事件的同志，我认为这恐怕是一个遗憾。对待党内资深同志，我们应采取筛选、保护、观察的态度。
在整顿队伍的过程中，务必把握一个“度”字，切勿陷入“逼迫、供词、信奉”的极端。面对学术界的权威人物，如冯友兰、翦伯赞等人，应谨慎行事，他们或许仍具有某些价值。批判是必要的，但维护也是不可或缺的。至于邓……（小平）有人说开除党籍，我保留意见。他与刘有关（少奇）还是有区别的。”
闭幕式上，还通过了“全会”的公报。公报宣布：“全会认为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，已经从思想上、政治上、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。全会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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