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自军委办事组成员悉数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之后,江青便频频寻找机会对军委办事组制造纷扰,此举致使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逐渐呈现出分裂之势。
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,明显可见两派势力对峙,一派由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领衔;而另一派则由黄永胜、我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人物组成。
自黄永胜晋升为总参谋长后,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日益尖锐,对立情绪愈发凸显。江青企图借助黄永胜之手夺取军权,然而黄永胜对此却置若罔闻。在他看来,军委办事组只需对毛主席、林彪、周恩来三位领导人负责,而无需向中央文革委员会汇报。
江青因而认定黄永胜对她缺乏应有的尊重,并对总参谋长人选表示不满。而黄永胜则对江青未能遵循毛主席的教诲,不按毛主席的指示行事提出批评。因双方在认知与立场上的分歧,到了五月,矛盾终于爆发。
在“文革”时期,曾有一项规定:若军委办事组需调动排级以上兵力执行任务,必须得到毛主席、林彪、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批准。为此,报告上需列出一长串姓名,待所有相关人员审阅完毕并签字确认后,方可启动兵力调动程序。
1968年五月,毛主席在审阅一份报告时批示道:“此类报告,仅需注明三人即可。”(毛主席、林彪、周恩来)仅需填写姓名即可。若罗列众多姓名,不仅会使行动变得迟缓,还极易导致泄密的风险。
在毛主席的批示指引下,黄永胜与我们一起果断采取了行动。然而,此举导致我们无法获取部队调动情况的报告,江青对此显得极为不满。
那日夜晚,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猛然爆发,大声斥责道:“黄永胜、吴法宪,你们眼中无中央,无视组织纪律,擅自设立独立王国,封锁信息。”她进而提议,应剥夺黄永胜及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,并要求我们反省思想,撰写检讨书。会议结束后,周总理、康生、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谈了我们二人,责令我们反省错误,并暂时中止工作。
自抵达此地,我们便向林彪进行了工作汇报。林彪明确指出,关于部队调动事宜的汇报,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行事,我们无权擅自更改,更不宜撰写检讨。黄永胜亦认同,在此事件上,我们并无过失,无需提交检讨。由此,双方陷入长达半月的僵局。由于我们坚持不写检讨,他们便禁止我们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议,让我们被迫“靠边站”了长达半个多月。
恰逢其时,中央已作出安排,指定黄永胜担任我国党政代表团团长,率团赴阿尔巴尼亚进行访问。然而,访问日期临近,黄永胜却执意拒绝进行自我批评,江青因此坚决阻止了黄永胜的出国之行。
面对时间的紧迫性,加之外交部早已将代表团成员名单告知阿方,更无暇进行临时更换,周总理无奈之下只得向毛主席汇报此事。毛主席明确指出:“江青的做法不妥,黄永胜应负责出访阿尔巴尼亚。军委办事组并无过失,应继续正常运作。黄永胜、吴法宪作为碰头会成员,应继续参与会议。”周总理将毛主席的指示转达给江青,面对无奈,江青只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行事。
此事并未告终。在黄永胜启程访问的前一日晚间,周恩来总理下令陈伯达前往机场,负责为他送行并迎接归来。然而,黄永胜启程时,陈伯达并未如约出席送行;而他归国时,陈伯达依旧缺席迎接。为此,周恩来总理追问陈伯达未出席的原因。陈伯达回应道,是江青阻止他参与,因此他不敢擅自前往。
黄永胜归国次日,毛主席即在人民大会堂的“一一八”厅主持了一场会议。在江青尚未抵达会场之际,毛主席向我们开诚布公地指出:“你们畏惧江青,不敢正面交锋,这并非你们的过错,而是她的失误。我素来对她的主张采取有选择采纳的态度,若其正确,便予以支持;若其谬误,则予以批评。今后,你们切勿盲目听从她的指示,若她行差踏错,你们应当勇于抵抗,敢于斗争,勇于提出批评。”
随着我与江青等人之间矛盾的不断升级,周总理为了调和江青与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纷争,可谓是煞费苦心。某日夜晚,周总理将黄永胜、我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召集至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居所,召开了一场会议。在会议开始前,周总理向我们阐明,此次会议旨在与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、姚文元共同召开一个旨在增进团结的会议,以消除彼此间的误会,缓解紧张气氛。他特别叮嘱我们,无论江青发表何种言论,都应保持沉默,切勿开口回应。
抵达江青的住处时,周总理指示我们在楼下稍作等待。片刻后,江青步出住所,周总理立刻上前搀扶,帮助她缓步下楼。当我们见面时,江青边走边斥责道:“你们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,身穿绿军装,头顶红五星,胸前挂着红领章,这一切都是我辛苦为你们争取的。你们竟敢无视中央、无视组织纪律,难道不觉得羞耻吗?”
江青性情暴躁,一旦发作,便连骂数小时,言辞犀利,姚文元亦随声附和。鉴于周总理的教诲,我们为求团结,始终默默忍受她的斥责,未发一言,只能强忍怒火,心中不禁啼笑皆非。直至当晚十一点,会议方才结束。
过了三、四个小时,大概是次日的凌晨三点左右,我们都躺下休息了,突然又接到周总理的电话通知,要我们立即到钓鱼台十六号楼开会。我们到达十六号楼时,周总理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。他一个一个地嘱咐我们说:“我已经把刚才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,毛主席责备江青太放肆了,要她立即向我们作检讨。”之后,他又特别向我们强调说:“江青检讨,你们就不要说什么了,不要再反驳他,听她讲就是了,她说完就散会。”
当时,我们众人均安好,唯独黄永胜因服用了安眠药,意识模糊,言语亦不甚清晰。他是在警卫员的搀扶下,闭目走进会场,最终坐在了周恩来总理的身旁。
会议拉开序幕,江青坦诚道:“近日来,我身体欠佳,时常发热,言语混乱,神智模糊,对此,我错怪了军委办事组的同仁,在此,我特地向军委办事组和黄永胜同志致以诚挚的歉意。还请各位海涵,今后我们定当加强团结,齐心协力,共同推进工作。”
“江青同志的训斥他人,随口谩骂,侮辱同志,这种行为实乃最为不当。”
“江青曾言,她的计划分为两步,第一步是铲除杨成武,第二步则是将你吴法宪从其位上拉下。”
随后,在1968年5月,发生了一件颇具意味的事件。黄永胜的秘书名为李**,此君曾担任温玉成的秘书。他心思缜密,日常言谈中,他总会暗中留意我们的只言片语。每当听闻有关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人的议论,他便一一记下,并加以整理,撰写成一份名为“小报告”的文档,指控黄永胜、吴法宪等人组成了一个“反对江青同志的小集团”。这份“小报告”辗转流传,最终落入了林彪手中。林彪阅后,又将它转交给了黄永胜。
黄永胜审视完这份所谓的“小报告”,怒火中烧,遂与我商议对策,最终决定对李**采取行动。我负责派遣飞机,将李**秘密送往广州,实施软禁。
在前往广州的航班上,李**悄无声息地将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藏于座椅下方,扉页上留下了数行字迹,揭露了黄永胜、吴法宪等人的反革命行径,并恳请拾得者将此语录本转交给江青同志,期盼她能伸出援手。航班抵达广州后,机组人员在打扫卫生时发现了这本语录本,随即将其带回北京,并迅速交给了空三十四师师长胡萍。胡萍随后将语录本转交给了我,我则立即转交给了黄永胜。
历经两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中央文革小组的阵容已缩减至陈伯达、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和姚文元五人。然而,在这五位成员中,陈伯达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江青等人的目光未曾向他投去认可,视他为不问世事的学者,认定他无法成就大事,对他常以冷嘲热讽,言语中带有讽刺之意。
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,江青屡次煽动对陈伯达的批判,并鼓动我们数人一同参与其中。然而,林彪却认为陈伯达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,诸多中央的重要文件,均出自他的笔下。鉴于林彪不认同对陈伯达的无端指责,我们便在江青等人批判陈伯达的会议上一致保持沉默。由此,陈伯达与我们之间的互动逐渐频繁。
1968年10月13日,党的“八届十二中全会”在北京举行。在“全会”开幕式上,周恩来首先宣布了全会的议事日程,一共三项:一、讨论和决定“九大”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及办法;二、讨论《中国共产党章程(草案)》;三、进行专案审查,特别是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工作。
毛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言。
此次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开展,对于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地位、遏制资本主义的回潮,以及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,实属必要之举,其到来恰逢其时。
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必要性,我们应如何权衡其正面成果与潜在错误?是应彻底执行,还是适当调整?请大家共同讨论。
往昔,我们曾南征北战,那时的战争相对容易应对,因为面对的敌人一目了然。然而,此次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形势则复杂得多。问题在于,那些犯了思想错误的同志与敌我矛盾的人交织在一起,一时间难以分辨,唯有逐省逐一解决。
这场“文化大革命”必须贯彻始终。所谓贯彻始终,即全面完成大批判、整顿阶级队伍、精简机构、改革不合理制度等各项工作。预计完成这些任务需时三年。换言之,预计明年夏季即可基本完成。
“‘文化大革命’所取得的成就堪称空前,而其所承受的损失则微乎其微。”
林彪在发言中亦对世界文明史上的数次文化革命运动进行了论述。他指出,首当其冲的是古希腊与罗马时期所催生的古典文化,其深远影响绵延至今,对人类文明产生了千年的推动。继之而来的是十四、十五世纪在意大利蓬勃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,这一运动孕育了资产阶级文明,引领欧洲步入了辉煌的繁荣期。然而,毛主席亲自发起并领导的这场“文化大革命”,其历史意义之重大,远胜于古希腊、罗马文明的诞生,乃至欧洲文艺复兴的辉煌时刻。
会议审议了刘少奇专案组提交的《关于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的罪行审查报告》。此外,依照康生等人的建议,会议特别安排了数日,对“二月逆流”进行了再次批判。
最后,“八届十二中全会”通过了《关于“九大”代表产生的意见》、《关于“九大”主要议程的决定》、《关于<中国共产党章程(草案)>的决定》、《关于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》,并一致通过了《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,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》。
自“全会”落幕,江青仍企图以“美国特务”的罪名将王光美判处极刑。然而,毛主席明确表示:“即便王光美真的是特务,也应保留其生前的证据。在延安时期,我对处决王实味就持反对态度。务必刀下留人。”随后,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,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,江青这才被迫放弃了对王光美的死刑计划,使得王光美得以幸免于难。
10月31日,党的“全会”圆满落下帷幕。在闭幕式上,毛主席再度发表讲话。他言道:
部分同志对于“二月逆流”事件尚不甚明了,但经过十余日的深入探讨,情况已逐渐明朗。在本次会议中,首先由曾犯错误的同志坦陈其失误,随后众人便就相关问题展开询问,并要求其进一步解释。如此循环往复,经过数轮讨论,大家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已有较为清晰的认知。
此事宜细论,实则非同小可,实乃大事一桩。若言其极为显赫,却也未见得有何过人之处。众人对之有所建言,几人聚首一堂,均为政治局委员,其中不乏副总理、军委副主席之尊。依我看,这恰是党内生活之常态。他们公开发声,并非私下议论。
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,各类思想派别错综复杂,若全员归属左派,我则不以为然。“九大”时期,对于那些未能参与“二月逆流”事件的同志,我认为这恐怕是一个遗憾。对待党内资深同志,我们应采取筛选、保护、观察的态度。
在整顿队伍的过程中,务必把握一个“度”字,切勿陷入“逼迫、供词、信奉”的极端。面对学术界的权威人物,如冯友兰、翦伯赞等人,应谨慎行事,他们或许仍具有某些价值。批判是必要的,但维护也是不可或缺的。至于邓……(小平)有人说开除党籍,我保留意见。他与刘有关(少奇)还是有区别的。”
闭幕式上,还通过了“全会”的公报。公报宣布:“全会认为,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,已经从思想上、政治上、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,准备了充分的条件。全会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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